延边北国、四川FC、辽宁宏运、上海申鑫、福建天鑫、湖南湘涛、山西新都……2020年冬天中国足球的悲剧，本质上是一系列本应在2019年夏天爆发的解散狂潮，由于当时的政治维稳（国庆+足协更迭）被迫打压，存活了半年，再次爆发。

中甲、中乙下游球队集体爆发的原因并不复杂。 原因大致有两个：

① 近十年来，中超某顶级豪门掀起金元巨潮，以非专业、非科学的薪资、转会费打破和重塑了买卖规则，进一步放大了整个中国足球市场的供需生态失衡。 投资者资金压力创历史新高；

②中国足协罔顾现实，对中甲、中乙进行过于严格的青训准入审核，要求中乙俱乐部组建超出自身成本承受能力的梯队队伍。 “国家任务”，即青训，就留给了连成年队都难以支撑的中乙俱乐部。 这也导致了中乙师队使用过多虚假梯队过关的情况。 想想看，青超有些比赛的夸张比分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是显而易见的，但第二个却是很多中国B投资者难以谈论的。

【关于中乙俱乐部梯队建设】

中乙梯队的组建是强制性的，涉及到人员选拔、训练、食宿、教练薪资、家庭教育、年轻球员背后的沟通……这些成本，无论是硬成本还是软成本，都落在了投资人的身上。中国乙级联赛。

这就引发了对中甲联赛俱乐部功能定位的质疑：中乙联赛是一个为了公益的大众联赛，还是一个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职业联赛？

至少目前看来，后者应该是中乙联赛的需求。 毕竟普及的任务应该更多地交给校园联赛（遗憾的是，校园联赛在我国中小学的推广和运营并不成功），但这种建设职业联赛的需求，目前的中乙联赛团队惨败。

对于顶级的职业联赛西甲b队球员可以踢几场联赛，比如中超，我一直主张政企分开，建立职业联赛，减少足协的行政干预； 但对于底层的民间青训来说西甲b队球员可以踢几场联赛，主体必须是国家力量。

因为资本是短视的，中国A和中国B的投资者的目的只能是在短期​​内快速在成人团队中取得成果，帮助推动母公司的业务。

指望资本家以“十年养树、百年养人”的方式进行青训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是一个幻想。 如果管理部门有这样的愿景，甚至颁布强制性法令，只会吓跑大批草根投资者。

就像开发手机或者开发软件一样，这种快速变现的产品可以交给民间资本去开发、开发； 但高铁、地铁、国际机场等成本回收周期长的民生项目，必须依靠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 系统可以快速实施。

即使民间资本经营青训，大多数也会陷入“功利青训”的束缚而无法自拔。 在低年龄段的青超联赛中，球员疯狂发挥、只注重身体和速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每个人的目标只有一个：赢得冠军，回报投资者。

6-12岁这个阶段，是热爱足球、培养基本功和场上大局观最重要的时期，太多的青训教练教给孩子的不仅仅是如何“强身健体”、“开阔视野”，还有如何翻牌以及如何在点球大战中作弊......

人类的罪恶是制度和环境的结果。 在压力下，你不能责怪青年队教练。

青训必须依靠管理。 过去，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几十年来为中国体育输送了无数人才的“省市体委负责制”和“体校制”。

这样的社会主义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绝不应该在市场化、私有化的浪潮中被扔进垃圾桶。

举江苏足球的例子：2008赛季，江苏舜天成功杀入中超。 当时队内几乎没有苏联球员； 但十年后的2017赛季，江苏苏宁易购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获得亚冠资格，队内球员近百人。 80%是来自江苏省的球员。

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2011年，江苏省足球管理中心恢复了全省13所地级业余体校，重启足球项目。 在此基础上，原足管中心开始在基层选拔，组建江苏省各级梯队，成效显着：

2013年，江苏足球获得全运会男子A组第六名；

2015年，江苏足球获得青运会男子A组亚军；

2017年，江苏足球在全运会上获得男子A组第五名、男子B组第四名。

与国家体制接轨的业余体校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最大程度地整合和调动社会资源，从而形成体校-省市代表队-职业俱乐部的交通网络-国家队。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与我国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群体价值观非常相似的乌兹别克斯坦可以恢复业余体校制度，而我们却不能呢？ 为什么社会制度与我们如此不同？ 德国可以借鉴前东德的业余体校制度，建立“精英足球学院”。 我们整天都要向日本、巴西、越南学习……

经过学习和学习，我丢掉了传统的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关于中乙U21要求】

目前，中乙联赛仍然实行U21球员必须上场的硬性条款。 违反者自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除了像青岛中能这样青训基础雄厚的俱乐部外，大部分中乙球队的U21球员都有应对政策的嫌疑，不得已而将惩罚措施挂在头上。

与中乙的惩罚机制相比，日本J2、J3联赛从2020赛季开始实施的U21政策是一种鼓励性的奖励机制：

①U21球员达到出场时间标准的J2队将获得300万日元（约19.2万元）的奖励，J3队将获得200万日元（约12.8万元）的奖励。

②达标标准为：J2队U21球员本赛季总出场时间达到3780分钟以上，J3队为3240分钟以上，门将出场时间增加一倍。

这样的奖励金额几乎相当于一名日本U21球员的年薪。 相当于日本足协用奖励的方式来支付俱乐部队内优秀精英的工资。

这样的举动大大减轻了俱乐部的压力，因为它不是强制性的，所以“有就有钱，没有就有激励”。

反观中国B，情况不容乐观。

由于中超U23政策以及人才整体匮乏，大部分极其优秀的U21球员（不靠政策也能打上主力），大部分都早早被挖角到中超，或者镀金海外，离开了中乙联赛。

留在二年级的，都是相当稚嫩的孩子。 他们凭借政策获得了不合理的薪资，不仅进一步加大了中乙投资者的压力，还挤压了其他老主力球员的出场时间，破坏了职业足球的氛围。

因此，其实中国足协也可以对中乙球队实行带有奖励机制的U21政策。 钱从哪里来？ 我之前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们将从中超联赛累计达到16亿元的外援调整费中拨出资金。

这笔外援调整费不仅是因为中国足协作为行政部门没有收费许可证，还因为所谓的“足球发展基金会”受国家《基金会管理条例》管辖，不不接受俱乐部名义上的“筹款费”。 ”，而且只能存入中超的账户——但由于足协自称是商业协会，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规定》中的资金划转规定……

既然没地方放，不如拿出来作为获得二等奖的奖励。

【关于中国B投资压力大】

至于中乙联赛明显的经济压力，我在想，为什么中超预备队联赛和中乙联赛不能整合呢？

用16支中超预备队替代大量投资能力有限的中乙俱乐部，避免以往中乙大面积拖欠工资、欠税、外债等乱象两年。

仅2019赛季，中乙联赛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俱乐部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 据我了解，没有发生拖欠工资、能够保证按时、按额、严格按照合同发放工资和奖金的俱乐部不超过5家。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拖延和年终还款的情况。

还有全年零工资的球队，比如我之前独家报道过的湖南湘涛和福建天鑫（//44494）。

如果让背后有强大母公司的中超预备队踢乙级联赛，就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 将进一步提高二赛区的投资门槛，净化二赛区的投资环境，最终维护二赛区的商业形象。 吸引更多优质资本和足球家族入驻。

很多人担心，这些即将征战中乙的中超预备队一旦升入甲级甚至中超，会发生什么？ 这岂不是构成了某家具乐部的内部德比？

对此，可以参考西班牙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 在西班牙，如果一支西甲球队的B队参加西甲联赛，那么即使排名进入前6名（3~6支西甲球队参加附加赛），也有参加附加赛的资格- 比赛必须推迟。 二级仅是集训请求，不会干扰西乙球队正常的升降级运作。

因此西甲b队球员可以踢几场联赛，很多人可能会质疑：中乙的水平会不会降低中超预备队球员的水平？ 这种看法属于对中乙缺乏了解。 事实上，中乙联赛的水平并不低。 其中有一大批从最高舞台退役的优秀老兵和25岁左右的精英。

而由于生存环境特别艰苦，在乙级联赛的某些阶段，一场失利往往就能导致一支球队瞬间灭亡、俱乐部瞬间解体。 所以，这里绝对是分秒必争的事情。 购物。

你可以问问上海上港、重庆斯威、上海申花、广州恒大等中超球队。 一旦失去外援，他们将面对苏州东吴、合肥桂冠、南通支云、陕西大秦之水、宁夏火凤凰。 ，好玩吗？

经过在中超联赛的泥泞中奋战，这些中超预备队球员一定会有所进步。

【概括】

中超的资本介入+砍掉梯队包袱，或许是当前中乙联赛快速恢复活力的两大良药。

这样一来，整个中乙的投资门槛就会提高，投资压力就会减轻。 这样一来，暂时搁置的中乙扩军计划就可以重新提上台面了（足协之前球队进行的中乙扩军计划纯粹是自我兴奋和自杀）。

一旦扩容有节奏、有计划地进行，地方足协和政府就可以有条不紊地筛选更有实力的投资者，特别是来自足球欠发达地区的沙漠省市的投资者，带领家乡足球参与其中。 在这个草根大熔炉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这样才能夯实整个草根职业足球的基础。 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中乙联赛800多名因球队解散风险而陷入失业危机的职业球员。

稳就业将反哺政府部门的稳定需求。 不然每隔三天就会有中乙球员在当地政府门前打着横幅。 进过政府的人都知道，这种官场压力有多么烦人。

微博：-欧洲金靴-（微博评论区多讨论，多欢呼……这里人不是太多）